目前为止，在很多行业中，基本上没有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（下简称北京高法）这样，将IT运维完全外包出去的单位。
北京高法这种IT运维外包方式是否会成为下一阶段信息化建设的一大趋势？各大IT运营商是否支持？这其中的利益分成又该怎么样才能解决？信息化部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种IT运维方式的？带着这样一些问题，本报记者走访了多个单位的信息化主管以及运营商，发现IT运维外包已经初见端倪。
为什么要将IT运维服务完全外包出去？北京高法技术处副处长王岚生说： “北京高法从2005年开始探讨运维服务，当时北京高法的业务系统建设进入成熟期，系统遍及整个业务部门，日常工作也离不开信息系统的支持。要让IT部门12个人的队伍负责复杂的系统简直不可能。”
在这种背景下，北京高法采用完全外包的方式，“甩手”运维，它们将运维外包交给一家总外包商紫光华宇运营，后者再和5个分运营商签署了分包协议。“将 IT运维服务完全交给第三方之后，首先解决了北京高法IT人员占用编制的问题，又充足了IT力量，达到了运维效果； 其次搞清楚了IT总资产、运维的重点、运维的满意度； 最后促进了IT系统与业务的深层次地融合，IT外包商将各种需求提炼出来之后，再告诉我们的业务人员，促进了业务发展。”王岚生说。
2002 年，大连市政府正式推出了自己城市门户网站“中国大连”，公众通过这一个单一的网站入口，就能联系到市政府各办事机构： 社保、税务、工商、公安、交通车辆管理等。从2003年开始，大连市政府网站尝试运维服务外包的方式。大连市政府网站管理中心副主任耿昭介绍说：“网站负责信息化建设的只有12个人，不可能维护600百多台终端，有必要将一些工作外包出去，交给擅长的IT公司做。”
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晖向记者介绍，目前，北京市卫生局在信息系统运维工作中也采用了部分外包。这中间还包括服务器、网络设备运维外包、数据库运维外包、UPS运维外包、空调运维外包、PC、网络基础运维外包几个部分。
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（下简称信息办）发展计划规划处处长兼主任助理童腾飞认为，这种外包方式必然是大势所趋。他说： “外包在IT行业不算新鲜，无论以前是BPO（业务流程外包）、KPO（知识流程外包）还是ITO（信息技术外包）等等，都是外包的一种方式，不过北京高法的这种外包更彻底，走得更前一步。”
神州数码信息系统公司咨询与服务总监李继刚长期从事IT咨询、建设和运维服务，他表示，在非IT行业中，外包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趋势，走在了IT行业前面。IT运维外包也将走上类似的方向。从IT技术发展来看，现在的IT系统越来越复杂，运营商也慢慢变得多，远远不是一个IT部门、几个人就能一切搞定的事情。从管理角度看，系统的复杂多变、和运营商的沟通协调、与业务人员的沟通，也存在复杂性，IT运营外包已经上升为复杂的管理，而非技术那么简单。外包方式也有利于管理者从技术中解脱出来，站在更高的层面指挥IT运营。
李继刚认为，正是这些因素造成IT运维服务外包成为趋势，不但有利于社会的专业化分工，而且可以让甲方乙方各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。
耿昭也向记者表示，运维外包是一种趋势，但目前还要做更多标准化工作。他认为现在可参考一些电子商务方面的标准来做。在这种理念之下，政府要把责任之内的事情做好，运维外包可找总包和分包商来做，在规范之内提高服务质量。
王岚生说： “采用外包是运维服务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，是IT运营发展的必然阶段。IT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，运维工作的强度和难度远远大于建设阶段。IT主管的任务重点是如何管理好IT系统，所以他必须重视运维工作，这样才能促进信息化与业务深度融合。”
如果按照IT的建设来划分，基本可分为基础设施、应用系统和业务流程等几个层面。行业中的各类业务应用，需要和上述各个层面打交道。运维服务外包是否有一个清晰的界限？哪些可以外包，哪些不能外包呢？
在王晖看来，运维服务外包是将非核心、技术复杂和繁琐，且与业务职能相对独立的运行维护工作外包。
童腾飞认为，行业单位必需首先分清楚哪些内容需要外包，那些内容不能外包？所以，在甲方和乙方签署协议的时候，必须将外包协议签署清楚，外包的内容是什么，服务的项目是什么，要做到什么程度，这些都必须明确，否则会影响服务质量。
王晖认为，明确外包范围的主要目的是清楚界定哪些内容可以外包，哪些内容不能外包。尤其是针对信息安全的外包，要严格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界定外包范围。“要做到责任明确受控，信息化部门必须准确定义外包服务需求边界和考核指标，明确各种衍生设备、软硬件和信息资源的产权，减少争议条款。外保范围定义不清，内部管理部门也难以有效管理外包公司，运维质量和资金投入就存在较大风险，外包公司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难以顺畅，外包服务的监督管理就会失控，更谈不上外包管理的规范。”
耿昭对于哪些IT工作中的内容可以外包出去，也有着自己的看法。耿昭曾经考察过一些地区 IT运维服务全部外包的“交钥匙”工程，他认为这种方式并不适合大连市政府网站。“所谓交钥匙就是运营商接管运维服务的所有事项，至少在目前阶段， 中国大连的运维工作不适合完全外包，一是考虑安全问题，二是考虑业务本身的连续性。”
目前，大连的政府门户网站采取局部外包方式，他们将服务项目分为11个大项，其中如计算环境、服务器升级、应用系统的备份和维护外包出去，由大连市政府办公厅和各个运营商（分包商）签署协议，在这些外包协议中甚至包括了一些“三天除尘，半个月彻底除尘”的“精细”服务条款。为了保障服务质量，大连市政府网站管理中心担负着类似于总监理的角色。
“IT运维外包是一个新鲜事物，刚刚开始发展，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哪些部分，要达成什么效果，标准是否要统一规范，这些都正在摸索中。”童腾飞认为，对待这个新事物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必要从政策法规上加以引导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北京信息办和信息协会，在一些部委的支持下，联合业内专家、厂商和咨询机构，于去年底发布了“北京市电子政务IT运维服务支撑系统规范”。在这个规范中，明确地提出运维服务支撑系统应用需求、技术需求和测试方法。
“这其实是运维工具的标准化，通过这个标准来影响服务标准。”童腾飞介绍说，该规范定义了运维服务的范围、管理流程和支撑系统，希望从市场化的角度给各个运营商和电子政务部门提供一个参考。
在运维服务外包尚不明晰的情况下，由信息化主管部门率先提出规范，这是否有利于下一步的发展？
“运维服务外包考验的是甲方和乙方的成熟度，如果甲方并不清楚建设了哪些系统，需要什么样的服务，那么，作为政府部门，我们并不建议它去搞运维外包。”童腾飞认为，运维外包也不是说说就能做的事情。
“ 只有甲方成熟了，对IT系统熟悉了，有了对风险判断和度的把握，做到政务可控，才可以做好运维外包，做好核心业务。”童腾飞希望有更多成熟的IT可以采取运维外包服务。他认为，在现阶段的IT当中，99%的运维服务都可以外包出去。“根据国家信息公开法的相关规定，政府部门当中非涉密的信息慢慢的变多，也越来越透明。运维外包作为整体性质的服务，再有了相关的系统标准做约束，必定会促进外包走向规范化。即便是涉密系统，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，比如甲方和乙方各自掌握一半密钥，保障系统安全。”
王晖介绍，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，他们对外包公司在运维服务合同中层层落实了安全责任制，签订保密协议。保证外包公司不会违反规定而外泄一些政府内部敏感数据。“此外，还要防止外包公司对核心数据、政务信息资源私自设置处置权和开发利用权。政府部门必须加强运维状态的监控，全面掌握网络系统的实际运作状况，定期组织进行系统运作状况及风险评估，对外包运营商建立事故问责制和重大问题质询制。”
李继刚说： “现在还无法判断这一个市场何时会成规模，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趋势，主要还要看政府部门的意识和观念。不能以安全作为电子政务不采取运维外包的一个借口。毕竟在建设中，政府部门是强势的，它们可指导乙方如何遵从相应的法律和法规，从技术上解决安全问题。”
北京高法办公大楼7层设立有呼叫大厅，相隔不远是紫光华宇的两间大办公室，里面堆放着各类设备。作为紫光华宇的派出机构，这个运维部门租用了北京高法的办公地点，常年在这里服务。
紫光华宇运维部经理米坤说： “我们从2003年开始为北京高法提供IT服务。2006年之前所建设的系统出了问题，我们也会维修，当做是技术上的支持来做，甲方（北京高法）也会支付一定的费用。这两年和甲方一起磨合，搞清楚了资产需求，签署了详细的服务协议，我们作为外包的总服务商，统领其余几个分包商为甲方提供运维服务。”
他透露说，在这个办公楼区域内，紫光华宇常驻的工作人员有14个人，公司总部还有近10人的支持小组。如果加上其余分包商的人员，为甲方提供运维服务的人员有60多人。按照协议，分包商分别和甲方签署，其中还存在第三方的监理公司负责考核乙方的业务。
“ 从外表看，大家所干的活都差不多，其实，采取总包之后，现在的服务性质和从前完全不一样。以前也许是被动的，哪里坏了修哪里，现在则是主动的。如果系统出了问题，甲方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总服务商，会影响我们的绩效考核，和明年是否续约的问题。”米坤认为，外包方式使技术上的支持变为管理上的支持，是服务商职能的转变。